（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页） "时间意识的意向特征析出"也就是意向性的内时间意识之根源，那么该如何理解意向性和内时间意识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中的角色？之前曾指出过，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观念1》中对意向性的探讨是建立在意向活动和质素二分的基础之上，此时的意向活动是第六意识的立义功能，而质素却无法研究。

而且可以发现，墨子书第三次大幅度增写是以惠施的思想为核心的。史党社先生试图将之往回拉扯，但却没有看到墨学之丧始于毕孙梁对墨子书的校订啊。

然而这一线索对理解先秦墨家的整个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说：不经过辩论的东西是不能得到双方认可的。何炳隶先生依据不存在的假想，进而做出的推论是不成立的。过去的墨家研究、墨学研究，皆本于毕孙梁改定版本。目的就是学习防御技战术。

很可能是他认识到与儒者辩论意义不大。我们知道，城守诸篇的成书，若说是秦人作品，年代容有不同，而不是同一时间的产物，《号令》比《迎敌祠》为晚，大概没有问题，如《迎敌祠》文中称国君为公，明显是秦未称王前的作品。[88] 这可以引申出两点：其一、因为：社会规范在外延上大于制度建构，制度也是一种规范体系。

黄先生坚决反对这种儒家原教旨主义。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义论的理论建构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规范伦理学，而是一种制度伦理学，亦即关乎制度建构的原则、价值尺度的伦理学，黄先生在其它地方称之为基础伦理学[20]。[97] 尤其是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自我、自爱的维度更不可缺乏，每个个体挺立起他的自我，每个个体从自爱出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101] 这仍然是传统哲学的形上-形下视域。

后的本义正是元的引申义之一君主，例如《尚书·尧典》：班瑞于群后。截至目前，生活儒学的生活本源论、形下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即中国正义论理论体系）已经创构完成。

从而，从道德主体坎陷出知性主体以成有执的存有论也是不合法的，这乃是说：其坎陷便不再是形而上为形而下奠基意义上的降格，而只能是某种平行的让位了，亦即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让出位置。[34] 这十家是：杜维明、李泽厚、刘述先、成中英、牟钟鉴、安乐哲、张立文、林安梧、黄玉顺、郭沂。[14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66] 亦即：形下的道德主体性不能作为形上本体的规定性。

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有些地方，林先生把它等同于批判的新儒学。（二）公民儒学与中国正义论对谈 2013年4月29日上午，两位先生围绕林先生的公民儒学和黄先生的中国正义论进行了对话。例如《大乘起信论》谓心真如者，谓一大总相法门体[180]，此总相即是指真如之体，这就是对存在者整体、本体的规定。

[52] 黄先生这里进一步指出了当前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中需要警惕的问题，台湾学者赖宗贤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当大陆新儒家站在绝对的文化主体性立场，直接将台湾新儒家的现代化论证努力（如道德内圣连接民主科学），视为西化的去主体性之衰弱象征时（如李存山揭露蒋庆的变相西化说），是否也对照出自身有掉入国族与文化的本质主义之封闭嫌疑？[53]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港台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困境便采取一种回退的道路。但由于林先生的后新儒学，一则没有明确的观念层级意识，二则没有超越形而下和形而上的生活本源视域，故而对于内圣和外王之关系的解说显得稍微平面化一些。

[58] 林先生认为从内圣─外王到外王─内圣是一种结构性转换，笔者以为这尚需仔细推敲。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则是作为其对立面的一种信念。

（6）《生活儒学——黄玉顺说儒》，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要而言之，中西哲学形上学关于世界及其本质、本体的思考，都是基础主义的一种展现。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16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9页。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应该接着海德格尔讲，而非接着罗蒂等反基础主义者讲。而现代一词可以是从时间上说。

黄先生说： 当我们要建立或者选择一套规范及其制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价值尺度、即正义原则的问题。用生活儒学的方式说，是着眼于主体性是何以可能的这个存在论问题，即：注说的就是当下生活，当下生活生成了主体性。

《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9页。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143]。

而且，这个宗教包容性特别大。这种绝对主体性就是世界的本质、基础。

然而在本源上，却是生活自己改变生活：这就是本源的超越……[129] 本源的超越是生活自身的结构，从而显现为生活的境界。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关乎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学问题变化，从而需要解构旧的形而上学，建构新的形而上学。[121] 生活本身之为在生活，这并非是说的我们这种存在者在生活这个存在者整体之中，而是说的先行于一切主体性、一切存在者的本源情境，主体性存在者正是在生活之中生成的。所以，依照其本身应有之精神，中国文化的前途在于： 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

[51] 从学理上说，李明辉对蒋庆的不认同主要集中在对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二分这一思想范式上。而义的层面则是要说明这种损益的根据何在。

举例来说，传统的礼学，作为一种形下的伦理学，在宋明理学的言说中，它是由作为形上学的理学为其奠基的。程志华先生曾经在他那篇评论林先生关于治疗异化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林先生的思路是从意义的治疗到存有的治疗[27]。

不仅知识论，伦理学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说的就是内圣开出新外王。

[71] 显然，林先生对这个概念自觉地作了儒学式的解释，其所谓生活世界不是基于意向性概念扩展开来的主体间性，而是指人参与其中而开启的天、地、人共生共在的历史发生的总体性世界。[145]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页。这两种涵义是截然不同的。而在生活儒学看来，宗教性的信仰在观念层级上表现为是对神性形而上者的一种信仰，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之说其实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在信仰层面的体现，即它是对理性形而上者的信仰

文章通过对儒家六经之教的分析，重建了儒家的教化系统：（1）诗教——本源性的情感教化。（1）用论：建构我们时代的基础范畴论以及知识论、伦理学和价值论等等 形而下学的对象是各种存在者领域，所关涉的乃是相对存在者之间的关系。

正义原则就是判定规范体系是否正义、建构怎样的规范体系才是正义的。张三萍：《林安梧的儒学革命论》，《江汉论坛》2010年第12期。

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06] 林安梧：《后新儒学：存有三态论诸向度的展开——关于后新儒学的心性论、本体论、诠释学、教养论与政治学》，《鹅湖》2005年第31卷第4期。